本报记者 冯 庆 金 涌 王奋强

  听说本报“续写春天的故事”报道组来武警广东边防总队第七支队采访特区管理线的变迁，７２岁的杨亚尧特意一大早从皇岗路附近的住处赶了过来。

  杨亚尧是广东茂名人，从１９５６年１９岁参军到１９９４年退休，他不断接受军营的洗礼，从一名普通战士，逐步历练成一名团级干部，亲自经历、见证了特区“二线”的建立。虽然已经离开七支队多年，但是站在支队部大院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让他倍感亲切。和记者聊起部队从花县移防深圳，在深圳搞基建、建营房，建“二线”的经历，这位七支队首任副支队长、第二任支队长，情不自禁地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时光荏苒，岁月变迁。２０多年过去，当年与战友们一同建起来的１０栋机关楼仍然在大院里屹立，说了一辈子的乡音未曾改变，多年来在军营里指挥若定的军威犹存脸上，心中澎湃的激情也丝毫没有减退。杨老抑扬顿挫带着浓重广东口音的诉说，将我们拉入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

  克服困难从花县移防深圳

  “记得那还是１９８０年５月。根据中共中央、广东省委指示，省公安厅在花县（今花都）百步梯组建广东省边防民警支队，担负‘二线’，即深圳特区与非特区之间管理线反偷渡、外逃堵截的任务。这是‘文革’之后，我国恢复组建的第一支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呷了一口清茶，杨亚尧向我们娓娓道来。

  最初，这支队伍还只是个雏形。为了增强战斗力，上级从广东省军区商调了５名有经验的同志担任支队领导。时任台山县武装部副部长的杨亚尧被调来任副支队长。同年８月１４日，他随支队一起，奉命从花县移防深圳，守卫“二线”。

  移防时遇到不少困难。当时整个支队只有两辆解放牌卡车、两辆北京吉普，远远不够用。支队派杨亚尧来解决车的问题。他先去找野战军借车，又跑到省军区，借来２０多辆解放牌汽车，加上野战军的汽车，组成了一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支队官兵们一路唱着军歌轮流乘车，来到了新的执勤岗位——深圳。

  部队开到深圳后，支队领导就带领干部进行现场勘察和布防，开展执勤。“那个时候真是很困难，什么都没有。上级拨了３０万元安家费，全部用来盖了竹棚。”杨亚尧笑言，当时用的材料是竹、席。竹子做梁，做柱，买不起木头，只能在上面盖竹席。其他单位丢掉的废纸皮，也被捡来盖在竹席上，以防屋顶漏雨。即便这样，一下起雨来，屋里屋外依然是湿答答的。而且，只有五六个中队住进了竹棚，其余的则住在村子里，好一点的还住上了公社化时期留下的食堂、仓库和敌伪时期留下的炮楼，差一点的只能住在牛栏、鸭寮和鹅棚了。

  面对困难，支队党委没有忘记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部队一安顿下来，他们就组织干部、战士家访、队访，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感情。许多中队都是一放下背包就帮助群众清理院子、打扫街道、修桥补路，做群众工作，军民关系很快就热乎起来。

  １９８０年底，国务院确定武警广东省支队的编制，从原省军区独立师三团挑选了８００多名优秀的干部和战士，补入支队。从此，这支队伍更加充满朝气，更富有战斗力了。

  精打细算建起１０栋机关楼

  １９８１年，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和经济特区建立，武警广东省支队原来堵截外逃的任务，也相应变成了保卫特区、支援特区经济建设。“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两个基本建设：建设营区和‘二线’。”

  创业艰难百战多。当时，上级先后拨了１４５万元给省支队建设营房。按照规划，先要建９栋机关楼，包括单身干部宿舍、食堂。分工抓基建的杨亚尧一算，如果每平方米造价压缩至１２２．６０元，那么建起９栋楼后，剩余的钱还可以挤出来盖一座三层楼的小招待所。其实，造价定得这么低，等于是背水一战。万一钱不够用，工程完不了工，责任得自己扛！但是，他和战士们都一心扑在部队建设上，怎么也舍不得再把工程造价提高哪怕一角钱，舍不得放弃挤出来的那座小招待所。

  经过齐心协力和精打细算，支队部的１０栋楼终于如期按质按量完工了。让所有人啧啧称奇的是，清扫建筑工地后，没有剩下一块砖头、一条钢筋、一包水泥、一块木头，一切材料都刚好用完。还超计划多出了一座５００多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招待所，一时传为美谈。

  １９８２年，深圳市开始组织规划等部门对特区“二线”进行勘察、设计和预算。武警省支队、海关、边防分局、特检站都参加了这项工作。整个“二线”建设，包括沿线９０多公里铁丝网的设置、沿线巡逻公路的修筑、排水沟的挖掘、电缆的铺设、还有沿线关口设施和部队营房的建设，由中央、省、市各投资三分之一来建设。

  杨亚尧仍旧负责支队的基建工作。在支队领导的动员下，全支队战士自己动手平地、拉沙、搬砖、安装水电，省下的钱，让原来规划的５．５万平方米营房变成了７万多平方米，工程质量却一点也不低于标准。各个中队的营房、营区，都按照一个规格、一个标准、一个模式设计建造。

  关于怎么建“二线”巡逻路线，当时提出了几种方案。杨亚尧回忆说，最先提出的是建一条碎沙石公路，造价是２０元一平方米。但沙石路年年坏，年年修，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这个方案很快被否定了。又有人提出修一条柏油路，可是这种路也不持久，夏天曝晒，汽车重压都会使它受损。第三个方案是建一条水泥路，但是造价高，且维修较难，最后大家的目光落在了石头路上。

  “修石头路有几个好处。第一，沿线山上花岗石很多，可以就地取材，几元钱就可以打出一立方石料，工价不高；第二，经久耐用；第三，即便路坏了，部队自己有能力修好。”支队在南头用石板铺了长约一、二公里的一小段示范路。有关市领导实地看了后，当场拍板定了下来。

  修路架网铺电缆全力建“二线”

  方案确定后，支队承建了２０多公里的修筑任务，组织官兵上山炸石、搬石、运石，制定周密的施工方案。“为了保证施工高速、优质地完成，各级干部都冲锋在前、吃苦在前，以身作则，发挥了排头兵的作用。”杨亚尧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三中队中队长王才能的妻子来队探亲，但面对繁重的任务，他说服妻子，没有留下陪她，而是打起背包上了工地。十七中队一排长张日友眼睛红肿，医生劝他住院治疗，可他只要了几片药，二话不说就上了工地。还有战士因为疲劳过度昏倒在工地上，苏醒后，不顾领导和战友们的劝阻，抢过工具又投入了战斗。

  在修筑石头路的同时，半屋顶形铁丝网的架设，高、低压照明线路的安装工作也同时开始。十六冶、中建公司、华西公司、基建工程兵等８０００多名工人都上了“二线”建设工地。作为当时工程指挥的负责者之一，杨亚尧每天带着基建办公室的干部乘着一辆北京吉普车马不停蹄地在崇山峻岭中颠簸。那一年，他们坐坏了三辆吉普车。

  路修通了，铁丝网架设起来了，还要铺设电缆。缺少必要的工具，没有放线车和放线架。战士们想出了办法，弄几个大木叉子搭起来，把放线盘放上去。部队发不起工作服，只能从仓库里翻出一些破烂军装发给战士们，再缝上一些破布条子，就是这样，战士们还是满身满脸沾满了沥青。挖电缆沟和铺设电缆的任务都分到了沿线各个中队，一个中队铺设一截。支队领导也跟战士们一起，喊着号子，把电缆拉上了山。各个中队展开比赛，工程进度你追我赶，结果１１６公里长、１．２米深的电缆，战士们连挖带埋，不到一个月就全线铺完了，彻底体现出“深圳速度”。如果承包给施工队，工期至少需要７个月！

  就这样，部队官兵发挥特区“拓荒牛”的精神，用辛勤的汗水，换来了深圳“二线”的建成启用。从１９８６年４月起至今，东起深圳盐田区梅沙背仔角，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全长９０．２公里，设１０个检查站和２６个耕作口的深圳“二线”，发挥出它独特的作用，创造出了全国独一无二的“二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