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刘秋伟 卢林 文／图

  题记

  河套是位于深圳与香港之间一块“人工制造”的土地，风光静谧。围绕着这片土地的开发问题，深港两地热议了１０多年之久，至今未果。个中主要原因在于河套的功能该如何定位。

  过去１０多年，关于河套地区开发的计划和方案不计其数。有人提议，将河套建成自由贸易区；也有人建议，建成商住旅游综合服务区，或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或金融发展区，或会展中心区等等。这些构想各有各的合理性，但从未有一方占压倒性优势。

  河套未来该如何发展，各种方案在深港间频繁提出，丰富着河套地区开发利用的内容。虽然目前还未有最终定论，但作为目前唯一一块承载着两种社会制度的土地，一旦开发进程启动，对于深圳、香港乃至全国来说，都将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香港《文汇报》社长张国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河套是一块最有开发价值的福地和宝地，如果实行一些可以“克隆”的政策，是很不划算的。目前，深港合作中最迫切需要的，就是发展成为以金融包括商贸为主的自由贸易区。

  全国“两会”近百名港区政协委员联署建议设自贸区

  深港开发河套典范效应深远

  在２００７年３月的全国“两会”上，香港政协委员们就开发河套地区提了一个联合提案。

  委员们表示，今天，香港和深圳的产业发展都已经受到地域空间上的限制，而深港河套地区的开发，可为深港两地提供一个广阔的产业发展空间。深港双方应当机立断，携手开发河套。

  ２００８年３月，香港政协委员们再次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有关河套开发的提案，建议将河套地区发展成为以金融商业贸易为主的国内自贸区。这个提案有近百名港区政协委员联署，成为政协提案中联署最多之一。而提案的主要执笔者，便是香港《文汇报》社长张国良。

  在位于香港仔的《文汇报》办公大楼社长办公室，张国良欣然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张国良开门见山，给记者分析了开发河套的意义。

  他说，广东的发展，离不开粤港合作。粤港的合作模式能否有所突破，那就是广东的发展模式是否有所突破。广东现在缺的不是资金，而是制度的创新，需要国际化的人才、平台。香港的金融和服务业需要延伸，需要有一个新的合作模式。怎么开始？这需要一个突破口。就像广东当年的发展，需要有一个先行区，那就是深圳。广东现在要发展，也需要一个先行区，深圳理所当然是粤港合作的最佳选择。即使这样，在深港合作的先行区里，还要有一个先行点。要找一个比较容易操作、别人难于攀比的点，由此，我就想到了河套区。

  张国良之所以想到河套，是因为河套是一块“特区中的特区”，地是深圳的，管理权是香港，在这里更容易将香港的一些管理制度嫁接、延伸过来，“香港有管理制度上的优势，法制健全，监管严格，运作透明，市场化的程度大，国际化的程度强，要充分发挥香港的优势。”

  张国良说，边境经济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河套区处于港深两地边界，一个是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另一个是创下经济发展奇迹的深圳，管理权和业权也分别属于这两个有着各自特殊性的城市，地理位置的优势令人瞩目。河套开发典范效应深远，并将影响香港边境禁区开发问题。

  正如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今年４月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所说的，深圳不单关注一块７８万平方米河套地区，而是放眼深港边境禁区的开发。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共同推动河套地区的开发，将对进一步加强深港合作带来更深更广泛的影响。

  事实上，通过港深融合对接来加强香港与珠三角的合作，既是区域经济融合的大势所趋，也是港深实现经济优势互补、突破各自发展瓶颈的必然要求和选择。今天，无论是对深圳还是香港来说，面对周边其它区域经济体的崛起，深港经济只有进一步加强联合，进一步发挥优势互补，才能加强共同的竞争力和生命力。

  位于深港之间７８万平方米土地的深圳河河套地区，无疑是一块最有开发价值的福地和宝地。

  自由贸易区将助推深圳向深度国际化迈进

  河套应成为“资金自由行”试验场

  “河套用来做什么好呢？河套如此一块珍贵的地方，如果去实行一些可以‘克隆’的政策，是不划算的。我觉得，目前港深合作中最迫切需要合作的，就应该是以金融包括商贸为主的自由贸易区政策。香港希望它的金融服务业能够往前推进，深圳也希望引进金融服务。一个希望推进，一个希望引进，双方很合拍。如果能在河套搞金融贸易区，很好。”张国良对记者说。

  其实，河套最早的定位曾是加工贸易区。２００３年，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在香港工业总会举办的午餐会上表示，早在１９９７年前，他曾提出过边境加工区这个构思。

  随后的１９９９年，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邵善波曾写了一份《港深边境开发区策略研究》报告，提出在河套范围内设开发区，建议在区内兴建大型主题公园、游乐场和名牌特卖场；２００１年２月，特区政府发表《香港２０３０规划远景与策略》初议报告，其中一个课题是探讨发展“边境城市”的可行性；２００２年，全国人大港区代表郑耀棠建议将该区发展为中医药研究中心；２００３年１１月，香港特区政府发表《香港２０３０规划远景与策略》第三阶段咨询文件，建议将河套区发展为“中外商贸博览园”……

  而深圳方面，对河套的开发更是几任市政府都希望解决的问题，也曾做过许许多多的规划，包括科技圈、商贸圈、高新技术开发区等。尽管这些构思的内容不尽相同，其实都在注重软性的现代服务，也都希望能与香港一起，共同开发好这片土地。

  张国良认为，建自由贸易区，在国外有很多先例，如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德国汉堡自由贸易区、美国纽约１号对外贸易区等，这些自由贸易区，是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部设立的用防栅隔离的、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也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

  张国良说，深港之间河套地区设立的自由贸易区，可以参照此进行，但与国外的自贸区及一般国内自贸区相比，这里更有自己的特点。一方面，该地适用香港的法律和制度进行管理，拥有香港的企业经营自由、货物自由、人员进出自由、外汇自由等优势；另一方面，还可以参照内地一些自由贸易区的做法，提供比香港更低的土地使用和税务优惠。

  张国良说，实行深港人员相对自由流动，河套自贸区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深圳一侧步行进入河套地区大约只需要１５分钟，从香港中环到河套地区则需要４０至５０分钟。内地人员只需要身份证件即可进入河套自贸区，这就克服了进入香港的边境限制。

  张国良说，“在金融贸易方面，深港可以利用河套自贸区人员、资金、外汇自由流动的有利条件，促进两地证券、期货交易的合作，内地可以透过河套自贸区投资香港的股票、期货和各类基金，香港也可以透过河套自贸区投资内地Ａ股证券和期货交易等。河套自贸区作为‘资金自由行’的一个桥头堡和试验场，可以为内地资金逐步对外开放积累经验，提供示范。深港两地还可以通过河套自贸区展开外汇市场、黄金市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的深入合作，努力拓建国际能源期货交易市场。”

  张国良相信，自由贸易区拥有的高效便捷通关条件、低税自由的营商环境，能够聚集投资，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成为跨国公司在全球布局的重要节点。创办河套自由贸易区，有助于带动深圳经济特区往自贸区的层次提升，在更高层面上扩大对外开放，由中国经济特区向更加国际化的世界经济特区迈进，还有利于带动香港的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这两者的结合，又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质量。

  实现金融业的高度资本集聚才能发挥河套特殊价值

  建立“金融特区”实现深港双赢

  张国良的河套自贸区设想，与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博士的“边境金融特区”观点不谋而合。

  赵晓斌博士认为，香港目前的国际贸易地位和作用还很重要，虽然和东莞、深圳是“前店后厂”的关系，但是考虑到进出关税的查检，香港还是希望能在河套建工业园，以弥补香港制造业可能空心化的危险，但深圳对此不会接受。“这块土地太重要了，它要承担更高的使命，这块土地绝对不能浪费。”

  据此，赵晓斌博士建议，联合深港两地的金融优势，将河套建成“金融特区”；同时，香港把蚝壳围建成为“边境科技创新园”，深圳把福田保税区或者另外开辟一块地做“边境贸易加工区”，解决香港面临的较迫切的难题，以均衡对河套开发的深港两地的利益，最终形成一个整体发展的跨境自由综合经济合作区域。

  有专家学者认为，金融业是深圳市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将河套地区规划为金融城可实现双赢，创造协同共生效应，既可拓展深圳金融业发展空间，也可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城市地位。加之，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正面临新的突破。河套地区总面积不到１平方公里，只有金融业的高度资本集聚才能发挥这一地区的特殊价值。可以仿照伦敦金融城模式设立深港金融城，打造一个新的金融特区和国内金融改革的试验、示范区。

  对于建金融特区，香港大学中国发展国际研究中心主任赵晓斌还建议，将香港一直想申请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石油等大宗期货交易所以及深圳创业板均放在河套，“深圳搞创业板和上海等地相比没有优越性，香港的创业板由于缺少上市的企业而显得凋零，同时内地有大量的中小企业想上市却到不了香港。所以创业板建在河套，利用香港创业板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以及内地的市场，我相信这个创业板一定会是中国的纳斯达克。河套为深港深入合作提供了历史契机，这个机遇千万不要错失。”

  共同设立管理机构 统筹规划河套发展

  由于河套区所有权和管理权分属深港两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深港对接的结合部，是深度融合之地，因此，不管是建“金融特区”或是“自贸区”，河套都必须由双方共同合作开发筹建。

  张国良对记者说，对于河套如何开发筹建，他在提案中建议，香港与深圳应设立一个更高层的协调机制，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共同探讨河套自贸区的规划筹建工作。同时，由深港双方共同设立一个管理机构，双方各占一半股份，该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统筹规划河套地区的发展和日常的管理。

  张国良对记者说，河套的开发，需要双方政府实事求是，进入具体的实质性商谈，因为这是别人不能取代的；其次，双方要积极推动企业市场的力量去运作，前三十年的粤港合作，其实都是工厂先搞起来的，如今，改革开放到这一步，更应该推动企业去运用市场的运作方式。

  “但是，设立河套自贸区，不仅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而且关乎对‘一国两制’的政策理解，还有国家层面的关税问题，在河套区内实现人员、资金、货物的自由流动，还有赖于国家政策层面给予支持。”张国良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和广东省及深圳市政府应该积极申请专门立法，对河套区实施自由贸易区体制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指引。

  张国良还建议，应将设立河套自贸区纳入国家总体规划之中，从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支持设立河套自贸区，使之真正成为充分体现“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和改革开放深化发展的示范区，成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政策的综合实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