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年鉴》发函要求我们总结经验

  《深圳特区报》自１９８２年创刊时起就开辟了一个《世界经济》版，而且每期都见报，即使在每期报纸只有一大张四个版时也保有一个整版。这在当时从中央到省市党报中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珠海创办《珠海特区报》也仿效开辟了一个《世界经济》版。到１９８７年海南升级建省，成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它创办的《海南特区报》也辟了一个《世界经济》版。但是《深圳特区报》的《世界经济》版由于首开先河，又占有毗邻香港(它既是一个自由港，又是一个世界性信息中心)的优势，报道更贴近读者需求，所以名声更大一些。

  《深圳特区报》初创时是周报，出了几期之后，市委在一次工作会议上讨论了特区报工作，报社时任总编辑张洪斌出席了会议。他回到报社传达市委意见时说：市委认为“《世界经济》版办得很有特色，比预想的要好”。

  １９８５年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中国新闻年鉴》曾连续两次发函深圳特区报社，要求报社总结世界经济报道经验并为他们提供稿件。作为世界经济部主任，我写了千把字交差。后来《中国新闻年鉴》寄来样书，我们的稿件登在１９８５年版的《新闻改革典型经验》栏目内。

  大约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部里同事告诉我说，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多次引用本报《世界经济》版消息，后来我在一天中午看电视时确实发现《经济半小时》引用《世界经济》的消息，不过引用得非常简洁，在“据深圳特区报报道”后只寥寥数语。至于他们到底引用了多少条，我们没有调查。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改革开放再次扬帆，开放迅速扩大，改革进一步深入，全国人民兴奋不已。但是，作为《世界经济》版编辑，我们却产生了危机感。

  当时，我们预感到，随着开放的扩大和改革的深入，内地的读者了解外部世界的新情况、新知识、新变化、新经验和新观念的渠道将日益增多，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互联网开通并发展起来以后，毗邻香港这个区位的优势在逐步消失，不可能再依靠老方法从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等地的中文报刊上获取材料，改编成《世界经济》版报道，因为国内读者对这类旧闻不会再感兴趣了。所以《世界经济》版必须改革创新，另辟蹊径，不然无法再像以前那样吸引读者关注，有可能失去存在的价值。

  此后，《深圳特区报》版面不断增加，每日高达几十版。但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世界经济》版消失了。

  专栏文章汇编成书 基金公司把我当成专家

  《世界经济》版头十年的报道为什么如此受读者欢迎？我想其原因概括起来有如下四个方面：

  首先，《世界经济》版当初所确定的为改革开放服务的报道方针适应了时代需要，也适应了特区建设需要和广大读者需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所谓“改革”，就是要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采用市场经济有益的方法；所谓“开放”，不仅是要引进外资和扩大出口，更重要的是要学习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

  《深圳特区报》创刊时正逢长期关闭的国门徐徐打开的时侯，当时的国人初赏外面世界的精彩，我们的读者就像得了饥渴症一样，急切地想要了解外面世界的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新经验。在这种强烈的需求下，虽然我们从香港这个世界信息中心获得的是旧闻，改编后登在《世界经济》版上，读者仍感到新鲜有味。

  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所以《世界经济》版从创刊起就紧密配合特区建设。为了便于我们的特区借鉴外国经验，从特区报创刊第一期起，《世界经济》版就开辟《世界出口加工区》专栏，连续报道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加工区和免税区建设及运作经验。

  发展加工出口业必须有外贸航运业相配合。此前我国只在社会主义阵营搞易货贸易，而且全由国家垄断经营。改革开放发展起来后，一般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多不懂外贸航运知识，甚至连“离岸价”、“到岸价”、“信用证”和“水渍险”这类外贸术语都不大熟悉，所以我们也开辟讲座式专栏介绍外贸航运知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当本报财经记者报道深圳银行多过米铺消息时，我们就意识到，深圳下一步需要发展资本市场，因此我们赶紧约请华东师大金融系老师和研究生为我们读者介绍股票市汤、外汇市场以及期货市场方面的基础知识，以专栏形式发表。

  到１９９０年，深圳不仅发行了股票，而且有了二级市场交易。根据香港资本市场发展的规律，下一步投资基金将会登场。于是我们就在深圳各大银行寻找懂行的人，结果只有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有一位研究人员懂得投资基金。他答应为我们供稿，但他仅仅写了６篇就停了。于是我只好和同事黄启明赶到香港，请香港单位信托投资公会和恰富基金公司帮忙。他们热情接待我们，并提供了很多有用的资料。但是，部里每位编辑工作任务都满满的，我只好自己编写，每天一篇。当该专栏发到十多篇的时候，济南北洋咨询有限公司突然打来长途电话，建议我尽快把这个专栏扩编成书，由他们负责出版发行。等到这个专栏发到四十几篇并扩编成书，再加上出版流程，《基金与投资》一书到１９９３年才面世。

  大约在１９９１年左右，深圳刚成立的蓝天投资基金公司把我当成投资基金专家，约请我为他们讲课。其实，我所知道的都发表在专栏里了，他们问得更细时，我就无法解答，比如开放基金如何每日记价报价等。

  当中央提出“与国际接轨”的口号时，我们便赶紧组织国际法讲座，侧重介绍各方面国际惯例；当特区提出引进新技术时，我们就开辟《新产品》和《新技术》专栏；当了解到我们企业家想学习境外企业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时，我们就开辟《企业经营术》和《世界企业家》专栏。这些报道很受读者欢迎。后来，这几个专栏合编成《国际市场考察》一书出版。

  总之，我们当时一直紧跟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密切关注特区建设新需求和广大读者新兴趣。当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之际，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一个新观念，叫做“顾客是上帝”，它指的是生产企业和服务业必须依靠顾客才能生存和发展，而我们新闻报刊必须视读者为上帝，失去了读者，我们就失去了生存基础。

  发挥毗邻香港的优势

  其次，我们占有毗邻香港的优势。香港是一个世界性信息中心，它汇集了世界各种市场信息和左中右各种观点，任由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挑选。由于毗邻，香港当天的消息，《世界经济》第二天就见报。

  香港是个自由港，货物、资金和人员可以自由进出，香港政府又实行不干预政策，所以可以说，香港是一个世界市场橱窗，也是一个标准型的市场经济体，吃透香港，就基本上了解了市场经济。这有利于我们报道市场经济，对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很重要。因为我们那代人以前只学过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从来不懂得西方现代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和市场学之类的知识。

  当时，香港被称为“东方明珠”，又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所以读者对香港尤其感兴趣。为了帮助读者更多更好地了解香港，我们约请中山大学香港问题专家郑德良撰写《当代香港》，连续发表了近百期；另外还辟有《港澳市场》，基本每天见报，主要报道香港市场动态消息。

  基本不用新华社通稿

  第三，《世界经济》版基本不用新华社通稿。虽然采用这类稿件既保险又省事，也不付稿费，但是没有任何特色，因为全国各级报纸都可以用。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新华社通知，他们也提供收费专稿。但是，我们随后发现，这种专稿也不算专，因为一稿可以多卖。我曾在新华社做记者，通过私人关系约，我请该社驻外记者为《世界经济》版撰写专稿，例如他们驻东京记者张可喜、驻西德记者刘洪潮等，都向我们提供过可读性很强的特稿。

  第四，宽松的环境鼓励了我们的积极性。在市委给予《世界经济》版“办得很有特色，比预料的要好”的评价后，两届编委会对《世界经济》非常放手，从不指示我们应该干什么和不应该干什么。上级对我们放心放手，左邻右舍对我们友善，在这种和谐的人文环境中工作，自然既舒畅又有劲头，当然也容易出成果。

  （作者曾任深圳特区报国际新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