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日本一桥大学木山英雄教授《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以下简称《苦住》）糅合了细密的理性剖析和勤勉的事实考据两套功夫，可能要胜过他那一向为中国学界敬重的偏于哲学沉思的鲁迅研究。《苦住》日文原版问世于１９７８年，中国读者过了三十年才有幸领略这位日本第二代鲁迅研究领军人物的另一面。

  就在《苦住》初版之后不久，中国国内周作人研究全面展开，很快有了十多部传记，但不管写于《苦住》中文版面世之前或之后，这些传记都极少引用《苦住》，好像它已经失去参考价值。

  其实不然。上述周作人传皆“全传”，但周作人是中国现代独一无二的“杂家”，学问渊博，又享高寿，文笔生涯贯穿清末到“文革”六十多年，“全传”难免焦点分散，流于浮泛。《苦住》聚焦于“附逆”前后这一特定时期，深入挖掘，就非一般“全传”可比。

  木山利用日本人的方便，尽量参考日本军方档案来披露占领当局在华北的军事、政治与文教政策，详考日本军队、特务机关及翼赞团体如“新民会”等“多重复杂的网目”对周作人的威逼利诱，并穿插一些日本文士和身份暧昧的访客与周作人的交往及其可能发生的影响，如一些日本客人擅自公开私下访问记而加剧“南中”对尚未落水的周作人的围剿。他还采访了健在的一些当事人如周作人妻弟羽太重九、特务头子土肥原的朋友佐佐木健儿等，抢救了大量活证据。日本人说话都很婉转，外人不易洞悉隐曲，这方面木山可谓得天独厚，而他梳理滞留北京的中国文人以及迁移大后方的文教界对周作人的认识及其与周作人的互动，也很出色。《苦住》多方汇集材料来重构附逆前后周作人的实际处境亦即附逆事件的全过程，以此推测周作人的心理逻辑，就比较合乎情理。这是该书作为片段的周作人传足以弥补中国学者的“全传”之缺失而显得奇峰突起之处。

  “从主人公的不幸命运中搭救出其文学来”，“对这位文弱文人的失败主义式的抵抗给予相当的肯定”：这是全书宗旨，也是木山对周的定位。所谓失败主义，首先是周作人在战前秉持的中国必败论，但这又与周作人在思想学术和命运之途一系列的失败联系起来。在民族战争夹缝中充满屈辱、羞愧、恐惧、不甘和愤怒的生存，是失败的顶峰。对命定般连锁失败的抵抗，不限于实际行事和婉转弄笔之间对占领者的反驳，而融汇于他对由中日两国“文明的野蛮”造成的黯淡命运的全面抗争。“失败”使周作人陷入万劫不复的道义深渊，却也多少扯下了“野蛮”的若干碎片。

  木山未必是鲁迅所谓“抚哭叛徒的吊客”，却肯定是竭力从周作人的连锁失败中“搭救出”他的“梦幻般的抵抗”的深刻的同情者。如今鲁迅的“反抗绝望”已成读书人的口头禅，但说周作人是“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异调独弹，则唯木山英雄一人而已。

  周作人常想写“为己的文章”，自认许多著述都是“老和尚升高座”的启蒙教训。他的文字主要是智者的隔岸观火，不像鲁迅那样“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但苦住庵主人的形象就颇不相同，虽然因处境复杂和言辞谨慎，对外形象较之过去益发晦暗，但恰恰在这晦暗中建起了某种不断向中心凝聚的作家之相。沦陷之初两年，周氏一直“沉默”，最后还是用“一个大的决意”破了“不说话的戒”（《玄同纪念》），可见他是明知不可而为之。此时此刻即使说者无心，听者也会有意，因而迥异于“谈龙”、“谈虎”和谈“虫鱼鸟兽”，不得不写“为己的文章”了。附逆期间周作人与环境的关系显出真正的紧张，不得不故为隐晦，被压抑的紧张就益发内在化为文章的血肉。“为己”，也即他一贯推崇的“言志”。而待他到达到这一境界，他已被同胞斥为“汉奸”，也被日本文士骂为“反动老作家”。

  导致周作人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木山不谈中国知识界独重“气节”的颟顸，不想玩味当时和日后无数站在岸上的“气节论者”所见的落水者的可耻、可悯与可笑，也很少讲周氏性格弱点以及他所信奉的“伦理之自然化，道义之事功化”的不切实际，而主要以侵略者一员的惭愧来证实日本方面的造孽，以此“使自己能够以更为自由的心境来阅读周作人”。“自由的心境”，对木山来说首先是自觉承担日本在周作人“最大限度地去寻找可能取代国家民族间憎恶的理解之道的执著努力”面前不可推卸的罪责：“对于他那种谋求两个民族之间人与文化之正常接触的孤独努力，给予难堪回报……不是别人正是日本人。”木山甚至不无自虐地招认，他在写作中始终受益于“日本人没有权力批判周作人这一不成文的限制”，这和中国方面人人可得而诛之的道德高涨，恰成对照。

  日本学者这本自忏之书，颇能令中国读者回想自己在读解周作人时类似的心境。围绕周作人，我们始终在平时公然卖国祸国和战时依附傀儡政权之间，在沦陷区一般平民维持日常生活与著名文化人担任伪职之间，在“学生不伪”而“教授可伪”之间，在“不问职守，但问行为”之间，在民族大义与妇女臣民的贞洁之间，小心翼翼又勉为其难地做出种种区分，浑然不觉其实早就暴露了在实际行为与名节脸面之间游移不定的尴尬。南京法庭审判取证的许多环节未始不有利于周作人，最后仍判为“谋通敌国”，主要也是迫于朝野内外不可撼动的名节观念所支持的舆论压力，平正通达的理性和推己及人的情理，除有折扣地表现为俞平伯等人的“缓颊”、郑振铎等人的“痛惜悼惜爱惜”以及“百战归来、重操旧业”的王龙律师的慷慨辩护，别的空间是没有的。

  比起各种僵化的盖棺论定，不自由的心境本身不更需要反省吗？周作人研究的症结与其说在周作人那一面，不如说就在于研究者始终缺乏“自由的心境”。

  书名：《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

  作者：【日】木山英雄

  译者：赵京华

  出版者：三联书店（北京）

  出版时间：２００８年８月

  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糅合了细密的理性剖析和勤勉的事实考据两套功夫，可能要胜过他那一向为中国学界敬重的偏于哲学沉思的鲁迅研究。如今鲁迅的“反抗绝望”已成读书人的口头禅，但说周作人是“失败主义式的抵抗”，异调独弹，则唯木山英雄一人而已。“失败”使周作人陷入万劫不复的道义深渊，却也多少扯下了“野蛮”的若干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