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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古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神坛上的古雅典

◎ 陈雨露 杨栋

有人告诉我们，古雅典很辉煌，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一个梦幻之城。古雅典的辉煌，正值世界大部分地区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古雅典当然比几百万年前的猿猴辉煌很多。

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雅典当时生产力仍然很低下，单个人或者家庭除了维持生存，剩余产品并不多。发生一件很小的事情，比如摔断了腿，人们就可能活不下去。

一个人混不下去的时候，就得借债。

于是，雅典城邦出现了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特殊公民——“六一农”：借债者收成的5/6要给债主作为利息，自己只留下1/6。如果收成的5/6还是不够缴纳利息，债主有权在一年后把欠债的农民及其妻子变卖为奴。

5/6高吗？

如果5/6的收入都不能抵偿利息，那就更别指望另外的1/6能还本金了。说白了，“六一农”的债务根本没有偿还的可能，本来就没积蓄，还要交出5/6的收获，还能指望他们还钱？

唯一的还款方式就是变卖自己。

货币只眷顾有生产能力的人，也只向一个方向集中，那就是最有效率的地方。这也是金融最残酷的地方：你有，给你更多；你没有，把你剩余的也拿走。这就是金融的本质，昨天这样，今天这样，明天也会这样，关于这一点我确定以及肯定。

于是，雅典的很多人——很多公民，变为奴隶。

比“六一农”沦为奴隶更可怕的是，这种债务体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贫者愈贫而富者愈富，雅典公民丧失了获取财富的公平起点。

这个起点是社会的希望。

尽管标准不同，但任何一个社会小康之家的沦落都是社会动荡的开始，贫困固然是不稳定的开始，小康阶层的沦落则会使社会彻底失去自纠能力。这是一个没有支撑的社会，如果就连社会精英（当时的雅典公民）都失去了希望，社会也就真的失去了未来。

问题是，雅典城不能让自由民变为奴隶，他们是雅典公民，没有这些人，雅典就没有军队、没有税收、没有……指望贵族关键时刻出钱出枪，那是相当不靠谱的。

幸好，雅典有梭伦。

公元前594年的一个清晨，梭伦来到市中心广场上，他将架在木框中的木板翻转过来，木板上的新法律条文呈现在人们面前，这就是著名的梭伦“解负令”：由于欠债而卖身为奴的公民，一律释放；所有债契全部废除，被抵掉的土地归还原主；因欠债而被卖到外邦做奴隶的公民，由城邦拨款赎回。

在梭伦翻开木板的前一刻，他未必知道“六一农”的惨境，甚至没有想到自己的法令会缔造古希腊最辉煌的古代民主。梭伦的动机其实只有一个，如果任“六一农”持续沦为奴隶，雅典要不了多久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史书上大书特书的“梭伦改革”。

实际上，梭伦所做的，远比解放“六一农”有意义。

颁布“解负令”后两年，雅典社会趋于平稳，梭伦开始推行币制改革。这一改革的核心是：铸足值货币，货币增重（重量各说不一，各种货币增重10%～12%）。足值货币刺激了雅典人本就丰富的经商神经，也使地理位置优越的雅典再次成为希腊地区的商业中心。

接下来，梭伦才推出改革中最有意义的部分：赋予居民公民权、对城邦制度立法。